第128章：崇祯的小动作
一个词能不能留下来、能留多久，全靠用的人够不够多。
用得多了，就变成了正经词汇，用得少了，就被历史淘汰了。
汉字本就有闻音识意、见形知义的能力，这是汉语独有的优势。
作为表意文字，哪怕之前没听过见过，但九成新词初见也能明白大概意思。
国债，崇祯就能很轻易的理解成国家债务。
皱眉，不是因为国债这个词，崇祯自己并非语言纯正派，作为三十二岁的‘青年’，崇祯对新鲜事务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。
当下有些不愿道：“国债不错，然设‘护国功德录’，捐银者记名刻碑于皇宫，有些荒谬了。”
“你要让那些商人的名字，刻在朕的皇宫里？”
朱慈烺道：“是在宫外立碑，记其捐银之功。”
崇祯这次语气有些坚决：“宫外也不行。”
“皇宫是什么地方？是大明天子的居所，是祖宗的基业，是天下臣民仰望的中心。你让一群商人的名字跟皇宫有所牵连，这是什么体统？”
顿了顿，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气太尖锐，担心太子会‘忤逆’。
崇祯解释道：“朕不是看不起商人。国难当头，他们愿意出钱，朕领这个情。但情是情，体统是体统。”
“商贾捐银，朝廷给个牌匾、给个虚衔、免几年赋税，这些都可以商量。”
“可把名字跟皇宫牵连，你让让天下的读书人怎么想？”
“有钱便能为所欲为吗？”
周皇后在一旁听着，轻声插了一句：“皇上说的也有道理。烺儿，这事你再琢磨琢磨。”
朱慈烺没有争辩，这确实有几分考虑不周。
总体来说，还是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所以有些忽略了皇家颜面。
“父皇母后说得对，是儿臣思虑不周。”
见太子这么‘懂事’，崇祯心里很是舒坦，感觉又有了当君父的姿态。
便安抚道：“太子想法不错，但还是要多加考虑，这些捐银者也要给与几分奖赏，捐助多少，你要立下章程，满足条件者，可赐下牌匾以作恩赐。”
“这个数目不能少，过少就体现不出朝廷的恩德。”
“至于捐助不多者，便赏赐些商籍学额吧。”
后人多把大明商人看作贱籍，而大明则命令禁止贱籍参加科举。
实则大明从来没有把商籍当做贱籍，而是率属于良籍。
商籍子弟，同样是可以科举入仕的。
首先士农工商的贵贱之分，这里是说士为贵，农工商相对而言是贱业，这里的贱是相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的，指的是职业层级的高低，而不是籍贯的良贱。
朱元璋确实推行过歧视商人的政策。
洪武十四年下令：‘商贾之家止许穿布，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，亦不许穿纱’。
正德元年还规定‘禁商贩、仆役、倡优、下贱不许服用貂裘’。
这些政策确实体现了朝廷对商人的蔑视和压制。
但受歧视不等于被归入贱籍。
这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，受歧视：是社会地位低、政策上受压制，但身份上仍是良民，拥有基本的法权，包括子弟可以参加科举的权利。
被归入贱籍才是法律上的身份剥夺，连基本的人权都不完整，不能参加科举。
明代中期，大量商人在经商地定居，‘婚姻于此，衣食于此，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’。
但这些商人的子弟要参加科举，必须回千里之外的原籍考试，非常不便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明廷于万历十三年在两淮正式设立商籍，比照河东运学事例……附民籍收考，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直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，特七个名额。
大明通过商籍入仕的人不少，比如张四维，嘉靖三十二年进士，官至内阁首辅，是明代由商籍入仕的最高级官员。
还有嘉靖二十年进士王崇古，官至兵部尚书、宣大总督。
王崇古出身晋商世家，其兄王崇义是当时有名的大盐商。
虽然明代明令禁止官员及其家人从事盐业，但王家势力庞大，无人能治。
巡盐御史曾上奏要求治罪崇古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商籍最大问题就是学额的问题，盐商群体极其庞大。
以扬州为例，侨寓的山陕、徽州盐商成千上万，子弟更是众多。每年只有寥寥数人能通过商籍进入官学。
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商人子弟即使天资聪颖，也只能望额兴叹，被迫回原籍考试。
这跟后世的学位是差不多的情况。
大明的学额是固定的，这就跟后世学校招生差不多。
明初，洪武朝，朱元璋重视教育，学额相对宽松。
府学每年录取40名，州学每年录取30名，县学每年录取20名。
可随着大明读书人越来越多，而学额不变，竞争开始变得激烈。
一个县的学额是固定的，给了商人几个，本地人就要少几个。
本地士绅会认为，商贾之子凭什么抢走耕读传家的本地名额？
都去外地发展了，还回本地抢学额？
所以崇祯说赏赐商籍学额，这对商人来说，可谓是极其珍贵的，是有钱也买不来的。
明代商人的最大焦虑是什么？
是我的钱怎么传下去。
银子会花完，生意会败落，但如果家里出了个当官的，整个家族就有了政治保护伞，有了社会地位，有了持续发展的根基。
看看张四维、王崇古的例子就知道，他们是晋商出身，通过科举入了内阁、当了尚书，整个家族就从盐商变成了官宦世家，绵延数代不衰。
没有这个学额，商人再有钱，也只是有钱的商”，子子孙孙还是商人。
有了这个学额，哪怕只出了一个秀才，这个家族就有了转士的可能。
转化成后世的视角，便是说你的孩子不用跟几十万百万人竞争高考，我给你一个清北的保送名额。
朱慈烺倒是没多想，觉得崇祯这法子还真不错，便拱手作揖道：“父皇圣明。”
崇祯嘴角忍不住的翘起，连忙喝了口茶水，感觉心里极其爽快。
学额的事情，崇祯很清楚，可在北京，想用学额捞钱，崇祯不敢，也做不到。
不敢是舆论的枷锁，东林党的道德高地。
在祖宗之法和清议面前，随意赏赐学额，尤其是捐银者方面，等同于毁弃斯文，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的。
如果崇祯当初敢用这个事搞钱，第二天就会遭到整个文官哭谏，死谏。
御史们的奏疏会把他骂成‘汉灵帝’。
东林党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任何财政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。
崇祯加征三饷都被骂成横征暴敛，要是卖学额，简直就是在承认自己是昏君。
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学额的分配权，在北京掌握在礼部和各地提学官手里。
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、被文官集团垄断的领域。
录取谁、不录取谁，由学政说了算。
崇祯想塞人，学政一句‘此人文章不合格’就能顶回来。
总不能因为学政不录取一个商人子弟就把学政杀了吧？
各地的学额早就被地方世家和乡绅瓜分干净了。
京城周边的顺天府学额，是北直隶士绅的禁脔。
崇祯想把其中几个名额拿出来卖给商人，等于是从这些人嘴里抢食。
这些人虽然不像东林党那样能言善辩，但在地方上根深蒂固，真要闹起来，崇祯也吃不消。
崇祯觉得心里很爽，是因为这些掣肘，太子不在乎啊。
这个‘暴虐’的逆子，兵压南京，八万京营，刀握在手。
本地士绅不满意？忍着。跳出来闹事？正好，杀鸡儆猴。
当然，崇祯这里其实是耍了个小花招的。
崇祯提出赏赐商籍学额，表面上是给太子出主意、配合太子笼络商人，实则引导太子去跟江南本地乡绅硬碰硬。
这不是简单的埋雷，而是借刀杀人，借太子之手去得罪人，借本地乡绅之手去消耗太子。
江南乡绅最在乎的是什么？
学额。那是他们子弟出人头地的通道，是他们维持地方势力的根基。
学额被分走一个，就等于自家的孩子少了一个机会。
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子孙后代的前途问题。
崇祯知道学额是乡绅的命根子，也知道太子一旦动学额，必然引发乡绅的激烈反弹。
但他偏偏建议太子赏赐学额给商人，这不是在帮太子，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。
等太子跟乡绅斗得两败俱伤、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崇祯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。
崇祯不是要‘坏’太子的事，而是要太子做事多一些坎坷，而崇祯自己，便是来处理这些‘坎坷’的人。
不‘坏’事，是因为大明如果亡了，崇祯也什么都得不到。
太子是在做正确的事，可不能太顺了。
太顺了，就会显得崇祯很无能。
崇祯想要的不是破坏太子的改革，而是把自己嵌入太子的改革进程。
让自己成为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太子越需要他，他就越有价值。
太子遇到阻力越多，他的出场就越有分量。
说到底，就是崇祯对大明的未来有期望，对太子有能力有认可，但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彻底边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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